“校服腐败”根源在于权力失控，

唯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才是铲除校服腐败问题的治本之举

“允许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颜色，自行选购、制作校服。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学生、家长购买校服或捆绑销售。”

今年7月，广东省教育厅、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意见》）正式施行，有效期5年。

《意见》提出的“自愿购买校服”原则受到关注，《意见》还提到，非城镇中小学校原则上不要求统一着装、购买校服。学校要开展深入论证，与广大家长充分沟通并征得三分之二以上家长同意方可选用或更换校服。

事实上，早在十年前，教育部等四部门就对“自愿购买校服”原则作出过明确规定，近年来，多个省份陆续发布文件，强化对这一原则的执行力度。尽管如此，《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获知，该原则在落实时，还是遇到一些阻力，甚至有家长表示遭遇过校方“不订就退学”的压力。

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经济开发区一家服装厂承接校服加工。本文图/视觉中国

“被自愿”

广东省东莞市石碣镇袁崇焕小学的一名学生家长黄女士通过网络渠道发声称，孩子在短短4年内换了3款校服。刚入学的时候买了第1款校服，一共5套，花费近千元。才穿了1年，学校又换了第2款校服。

“（买的校服）多得数不清，十几套了。（孩子）书没有读到多少，就收获了一大堆校服。”黄女士说。

该校办公室主任黄丽明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购买校服时，坚持家长自愿购买原则，没有强迫家长必须买多少套。石碣镇教育管理中心一名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尚未接到家长投诉，袁崇焕小学校服采购的流程符合相关要求。

该视频发出后，引发全国多地家长留言：“学校通知家长，说是自愿购买，但（孩子）不穿校服，学校保安不让进校门。”“说是自愿，但是学校有规定，每周一、三、五，孩子必须穿校服，要不然就扣分，就问你买不买？” 

此次《意见》印发，也引发了网友热议。事实上，“自愿购买校服”原则已不是第一次被提出。

2015年6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其中规定：选用校服的学校要加快建立以学校和家长委员会为主体，学生代表、家长代表、社会代表等多方参与的校服选用组织，负责具体选用、采购工作。学生自愿购买校服，允许学生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颜色，自行选购、制作校服。

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相关负责人答记者问时提到，这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系统规范校服管理的指导性文件。

近两年来，多个省份出台过类似政策。今年3月，河北省教育厅、河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指出，坚持学生自愿原则。学校应在充分征求学生和家长意见的基础上，审慎确定是否选用校服。原则上学校需获得80％以上家长书面同意方可选用校服；允许学生按照所在学校校服款式、颜色，自行购买或制作校服；不得为小学六年级、初三、高三学生更换校服，不得频繁更换校服。

2023年11月，云南省教育厅等多部门联合发布通知指出，在校服选购工作中，坚持“两个自愿”原则：学校遵循自愿开展原则，学校选用和更换校服要开展深入论证，与广大家长充分沟通并征得三分之二以上家长同意方可选用或更换校服；学生遵循自愿购买原则，允许学生自愿购买学校选定的校服，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学生购买校服。

此外，北京、江西、江苏、四川等地也纷纷发文，规定学校不得以任何方式强制学生购买校服。

不过，从落实来看，“自愿购买校服”原则落实得并不容易。据澎湃新闻报道，2024年9月，有家长反映湖北省襄阳市襄州九中要求七年级新生买校服、牛奶、保险，虽未明确强制，但无购买记录就不办入学。其中，校服620元，牛奶380元，保险费140元，总计1140元。

有家长认为，凭相关购买记录才能办理入学的做法，有变相强制收费之嫌，不合理。校方回应称，学生已入学，上述事项均属自愿，但学校“开展活动时是绝对要统一服装的”。

还有的学校以“迎接检查”为名，变相“强制订校服”。2024年10月，有家长在“问政四川”网站留言称，巴中平昌县西兴小学附属幼儿园有老师通知称，为迎接上级检查，要求统一订购校服，240元每套。该家长称：“（孩子）马上上一年级了，要买小学校服，（幼儿园这么做）是不是增加了家长经济负担？”

平昌县教育局对媒体回应称，已责成学校退还费用，且纪委已到该校蹲点调查相关问题。

另外，有家长反映，曾遭遇过校方“不订就退学”的“威胁”。河南省濮阳市南乐县一家幼儿园的学生家长曾在网上吐槽，幼儿园强制学生订园服。“园长强调不订园服，就给予孩子退学处理，校服定价为每套100元，恳请调查处理。”

南乐县委县政府督查服务中心回复表示，经调查，该网友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已责令该幼儿园立即整改，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2024年5月，深圳南山区蛇口沃尔玛超市内售卖深圳中学校服。

斩断利益链条

多个案例显示，长期以来，教育主管部门领导、学校领导、校服厂商之间有一条灰色链条。

6月6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纪委监委发文称，近年来，部分学校在校服采购环节暴露出诸多不良现象，收受回扣、违规接受礼品礼金、变相发放津贴补贴等问题屡见不鲜。

上海市一家校服厂商内部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公司与学校合作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公司直接跟学校接触合作，另一种是通过中间人代理合作。“比如，有人有当地的教育资源，他们把业务洽谈成功，后续的校服生产、售后服务等则是我们公司来做。”他隐晦地表示，校方是甲方，自己作为校服供应商要与其保持密切联系。

河池市纪委监委在今年以来，查处了35起校服领域违纪违法案件，11人受到党纪政务处分。上述通报称，2020年至2024年，大化县某中学校长农某某在组织学生校服采购时，违规收受供货商给予的1.1万元“感谢费”；都安县某中学校长韦某某多次收受学生校服供应商通过微信转账或现金方式给予的红包礼金，总计2.43万元。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表《价格翻倍的校服》一文，披露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那坡县百南乡中心小学原校长黄某一案。

“一样的校服，原来每年交40元订一套。去年突然要求订两套、价格涨到75元，今年涨到80元，如果不是有回扣，谁会这样折腾？”那坡县纪委监委驻县教育局纪检监察组收到群众举报。

经查，2016年至2018年，百南乡中心小学共收到杨某某返还的手续费1.76万元。这些钱由财务人员在账外保管，违规用于班务费、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工作经费补助。最终，黄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纪款被追回。

除了学校领导，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涉及校服腐败问题的案例也不鲜见。

5月30日，贵州省铜仁市纪委监委通报5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其中包括碧江区教育局原局长陈秀国侵害群众利益问题。通报称，2011年至2023年，陈秀国与企业老板勾连，把教育资源当作谋私敛财的工具，在校服选用采购中伙同供应商虚抬价格“拿回扣”，将项目转包给无建设资质的施工方并从中“捞好处”，2024年10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多地发布相关规定，希望堵住腐败漏洞。如广东在《意见》中明确，各地要建立本地区校服生产企业“黑名单”制度，市场监管部门定期公布并向同级教育行政部门通报出现严重质量问题的校服生产企业名单。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依法查处生产、销售不合格校服的企业。学校、相关部门和机构工作人员在校服选用和采购过程中，未规范履行职责，存在违反程序、收取回扣、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等行为的，由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处理；涉嫌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此外，多地都明确家长在校服订购过程中的重要性，但同时很多家委会成员又是教师指定的，这也增加了“校服腐败”的可能性。

2018年，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4名家长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39.5％的受访家长表示孩子学校的家委会成员是选举产生的，37.4％的受访家长表示是老师指定的，3.3％的受访家长表示由其他方式产生，19.8％的受访家长表示不清楚。

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很多城市的做法看，家委会在参与校服决策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家委会监督实质就是民主管理。“因此，校方建立真正管用的家委会，让其起到民主监督的作用，对提高采购过程的透明度和提高校服质量性价比非常重要。”

正如河池市纪委监委上文中所提出的，“校服腐败”根源在于权力失控，唯有“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是铲除校服腐败问题的治本之举。

在实践中，一些城市的经验受到关注。深圳市早在2002年，就在全市范围内对校服统一款式和定价。深圳市南山区一所学校副校长张涛（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全市中小学虽然普遍要求学生穿校服，但校服购买时全市统一款式、统一定价，市场化运作。多个公司都有生产校服的资格，品牌不同，但款式和价格完全一样。家长可以到书城、文具用品店、超市等购买校服，学校不介入校服的任何环节。

张涛提供的一张校服价格图表显示：小学生夏季运动服整套60元（上衣35元、裤子25元），中学生夏季运动服整套70元（上衣40元、裤子30元）。

深圳市一位家长称，他非常支持这种校服政策。“在孩子心智不成熟的背景下，如果规定学生可以不穿校服，可能会让学生产生攀比心理，也会让我们这种普通家庭产生很大压力。”

关于深圳等地的经验是否值得推广，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其他城市可以适当借鉴，但也不需要追求完全统一。“我国不同地区经济水平、教育理念、人文精神等都有差异性，校服也有必要具有不同特色。”

储朝晖认为：“如果学校领导在校服决策中不具有绝对话语权，那么校服供应商对其利益输送的动力也自然会降低。”

“校服不是原罪，整个环节能不能提高市场化和透明度才是关键。”张涛说。